原文出处：
https://www.vanityfair.com/news/2020/04/how-to-work-from-home-according-to-neuroscience

译文发布：
http://jandan.net/p/107120

我曾经从一个书商那里听过一个老绅士的故事。这个人靠写小说为生，并在家庭办公室内写作。这个人会在每天起床后下楼和妻子一同吃早餐，然后完成近五十年内从未间断的一系列晨间礼仪，包括：淋浴，剃须，穿上标准三件套，配上蝶形领结和四方手帕，拎起公文包，然后向自己的妻子吻别。随后走上仅约10步远的家庭工作室，关上门开始他早晨的写作工作。很显然，这个人已经推断出在家工作的唯一方法，就是假装他不在家。自我欺骗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病态，但是在居家工作的情况下，它反而成为了一种维持精神健康的方法。这是一个自己和自己对抗的思维游戏。

事实上，科学似乎也赞同这一论述。我已经和神经学家，心理学家，科技工作者们乃至众多作家们交流过“居家工作”这一挑战。尽管实施的方法或有区别，但人们都一致地认为关键点在于，必须令自己觉得不在家里。所以说，像那位老绅士一样穿戴整齐，的确会关系到工作效率。诚然，你并不需要打上领结，或是套装加高跟鞋。但这穿戴整齐其实是个可取的指令，它将告知你和你的大脑，一项全新的工作即将开始，而这些穿戴便是这工作的重要的第一步。

数年前的一段时间，我曾挣扎于多线程工作的困境。那时候我需要写一本书，还得写一系列新故事，同时还在做播客节目。我联系了加里-斯莫(Gary Small)教授。这位教授任职于西美尔神经科学与人类行为学研究所(Semel Institute for Neuroscience & Human Behavior)，告诉我说，人类大脑总是试图寻找一个阻力最弱的途径来做某件事情，(这正如人本身总在一天结束时最为懒惰，我们大脑也没什么区别)。因此，你得诱使自己进入专注的状态。教授建议把家里规整出不同的区域并标注好相应功能，用以完成相应的工作。拿我作为例子来说，当我做一些新闻类相关工作时，斯莫教授建议我坐在一个特别的区域，比方说一张标注过的椅子，同时在临近处放置一些大脑可以迅速识别的物件，比如一支香熏蜡烛，一朵特别的花，或是任何传递出信息：“我目前在这个区域，我要做这样事情。” 当我需要写我的书时，我该在屋子里找另一处来做这件事，而这个地方则有不同的标志，不同的椅子，及不同气味的蜡烛，又或哪怕是仅仅调整一下灯光的模式。在这些微小且无伤大雅的暗示下，大脑可以很快分辨：你是否正在此处工作，又或是做这件事而非另一件事。这个方法令我感觉耳目一新。而这套理论并不是说你需要在你的后院建一个家庭办公室来提高工作效率；它其实朴素地告诉我们不要在床上或是沙发上办公。找一个地方专门标注好，只用来工作，而不做任何其他事。哪怕仅仅只是换一个座位。

介于科技在我们工作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合理选择相应的工具也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考虑到斯莫教授的理论提到，大脑能把任何事情关联起来，我坚信在手机上工作将会十分糟糕，且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避免这样做。试想一下：我们用手机给朋友发短信，看有趣的无聊视频，怒发推特并提及川懂爷，浏览各式照片，扫过各种约会软件。然后，在那个同样的小设备上，我们真能以为自己可以敲上一封重要的工作电邮？除非是紧急情况，我永远不会试图在手机上办公。

当技术设备涉及到居家工作时，电脑事实上有着和手机一样的问题。在一台传统的个人电脑上，软件通常被设计成为可叠加的窗口模式，以方便人进行多线程操作。显然，这也成了一种干扰。为了避免那种传统的电脑系统限制我的工作能力，我已经尝试尽可能的在一个配有物理键盘的iPad Pro上工作。当我写作时，我把物理键盘用起来，使之像是一台电脑。而当我把键盘撤去时，它就又变回一个平板电脑。我就将它竖着，像翻阅杂志一样阅读自己刚刚完成的写作。而阅读时也常常换个地方坐着，以试着伴随换一个新的视角。我这些日子主要在iPad工作的另一个原因，是上面的app打开时会占据满整个屏幕，所以我的注意力不会被其他弹出的东西，比如川懂爷的白宫发布会，所分散。而事实上，研究人员和科技工作者在过去几年已经指出，对光线，弹窗，通知，乃至色彩进行限定，会有利于人们对抗分心。此外，我还煞费苦心地把所有的设备都调成“免打扰”模式。这样在我写作时，就不会被成串的短信提示打断我的工作流程。

在2010年纽约时报的一个访谈中，塔夫茨大学阅读与语言研究中心主任玛莉安-伍尔夫(Maryanne Wolf)与我就语言和技术话题进行了交流，并向我解释了为什么人类大脑在不同的趋向过程中容易受到影响。伍尔夫的研究发现，人类的大脑起初并没有适用于阅读文字，但随着时间发展，我们的意识侵占了部分的大脑，用于辨别事物，并将其转化成为可阅读的一种存在。所以说，我们或许曾经看到一条蛇，并在我们的大脑里响应“那是一条蛇！”，而如今我们用大脑同样的区域来响应“那是字母S！”。因为这样的缘故，尽管我们为了一个可期的未来隔离在家，尽管我们感到在一个充满干扰因素的家中完成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事实上可以(且可以迅速地)调教自己的大脑，让其接受这一全新的常态，并做适当地微调。但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预警：如果像我这样需要同两个幼儿一起在家隔离，我则真的，至少目前，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比如，这周早些时候，我正躲在树丛里参加一个Zoom会议，我儿子大步踱进后院，大声嚷嚷：“爸——–爸！你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