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链接
https://www.newyorker.com/culture/cultural-comment/the-walkman-forty-years-on
译文链接
http://jandan.net/p/107622

—-The gadget that taught the world to socially distance. 这是个让世界明白“社交距离”的玩意

即使是在隔离封城之前，人们也很难想象，生活怎能缺少那些帮助人们远离世嚣的电子设备：如降噪耳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而如今，缺少电子设备的生活更是不可能了。自然，凡事总有一个“之前”“之后”之分，“塞上耳塞远离尘嚣”的现代生活，好比文化引力的磁极颠倒一般，诞生于在某个特定时间点。那就是“随身听”(Walkman)，它于1979年诞生在日本。在1980年6月，随身听以“Soundabout”之名，抵达美洲海岸。至此，人类社会的生活跨入了完全不一样的篇章。

在那之前，音乐主要是一种分享模式的体验：家庭成员集聚在橱柜大小的Philcos播放器；少年们从汽车里或是半导体收音机里高放着音乐；酒吧里的junk; 锁在舞蹈室内的悬挂音箱（break-dancers popping and locking to the sonic backdrop of a boom box）. 在随身听出现之后，音乐可以仅对听者播放而对其他人安静，包裹在一个由卡式磁带构成的私人的音乐天地里。 其效果甚至令其发明者震惊。“如今人人都知道耳机音听起来是怎样的”，索尼(Sony)的设计师黑木靖夫(Yasuo Kuroki)在其1990年日文版的回忆录中写道，“但是在那时候，你根本无法想象，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在你的双耳间轰鸣时的瞬间体验。”

随身听的最初化身(TPS-L2)被预设为日本高校学生的玩具。(犀利的粉丝能够辨认出《银河护卫队》中皮特-奎恩(Peter Quill)持有的那只银蓝色TPS-L2)。索尼的时任主席， 和蔼可亲的盛田昭夫(Morita Akio)对这个设备的前景并不确定，一开始只订制了3万台。这数量和Triniton电视机的生产线产能相比，只是九牛一毛。 最开始，他的谨慎似乎是正确的。随身听在日本的发行，可谓是悄无声息毫无波澜。但消息在东京的年轻人中很快传播开来：一个新的小设备可以让你在卧室，交通工具，城市大街上随意带着音乐。在随身听问世一年半后，索尼便生产并销售了200万台。

尽管在那时候，随身听的体积远小于其他磁带播放器，它仍比较大。尽管索尼的工程师们如今因为其小型化方面的专长而声名显赫，可在当时，技术条件限制他们，难以将立体声音响的体积减至书本体积之下。由于塞不进衣服口袋，用户不得不手持随身听，或是将其悬挂在皮带上。而如今标配的双头耳机及内置麦克风，在当时也是随身听奇异的标志。随身听最早设计为双人联动使用：其中有一个“热线”按钮，可以暂定音乐并开启麦克风，让两个用户通过耳机来进行对话。这个特殊设定源自盛田昭夫的坚持。因为当他在家测试早期原型机时，他的妻子因为不能和他说话而十分恼火。

精明谨慎的盛田昭夫，身为索尼这座大厦的建筑师，是公司海内外的一面闪亮招牌。对于随身听所带来的隔离属性，他的担忧是对的。但他没料到的是，这样的隔离属性正是随身听用户暴涨的关键点。伴随着索尼随声听一起到来的，是人们相遇的终结。苏珊勃朗德(Susan Blond)，CBS电视广播公司的副主席在1981年告诉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说：“它就像是毒品：你戴上了随身听，随后忘却了这个世界的其它一切。”很快学术界也对这类现象创造出了一个名词。音乐学家细川周平(Hosokawa Shuhei)称之为“随身听效应(the Walkman effect)。”

细川注意到，城市空间内嘈杂和纷扰会给人带来的不确定感，而随身听用户们则会用这个设备来安抚自己。带着耳机可以起到双重功效，一方面可以向外界标示“请勿打扰”，另一方面则是给自己一条不同于城市嘈杂的全新音轨。于是，这给人类带来了一种全新体验，即，它可以令人沉陷入一种超脱，是抵御世俗的护甲，还是虚空感的解药。每当神经焦躁或是无聊袭来时，人们便可以点击“播放”，然后加快一点儿生活节奏。作家威廉姆斯-吉布森(William Gibson)是科幻小说中赛博朋克(cyberpunk)类作家的先驱。在西方社会里，他最早意识到人类这一新能力的重要性。他在数年后写到“索尼的随身听对人类感官的改变，甚于(当时)任何虚拟现实设备。”

随身听作为一个便利的个人音乐播放器，迅速地跻身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了几年后，它已经成为了社会地位与时尚的符号。“我们刚刚从巴黎回来，那儿人人都戴着它们(随身听)。”Andy Warhol充满热情地告诉邮报(Post)。热情的消费者会在布卢明代尔(Bloomingdale)这样的时尚商城排上几个月长的购买订单。Paul Simon在1981年格莱美上炫耀性将其安排在舞台装扮里。圣诞节，在唐娜-莎莫 (Donna Summer)领衔成批地分发下，随身听便成为高档流行的礼品。以前也曾有很流行的电子设备，比如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那些口袋大小的半导体收音机。但相比起来，随身听则是另一个等级。现如今，耳机已被用于辅助听力损伤，科技极客则用其调试声纳站点，或是在地下室安置高保真音响设备。不知怎么的，一个日本公司已经令这个头戴设备变得很酷炫。

在1980年代早期，有一家羽翼未满的硅谷初创公司，名叫苹果公司。CEO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前往日本寻找硬盘供应商时，曾经收到来自盛田昭夫亲自赠予的一部随身听。当乔布斯回到家，他甚至没用随身听欣赏哪怕一盘磁带。取而代之的是，他将随声听拆开，一点一点地分解，仿佛进行茶叶算命一般，仔细地查阅每一点儿零部件，驱动条带，主动轮等，来卜寻它自身未来可能实现的变革。“史蒂夫的参考对象是那时候的索尼，” 乔布斯的继任者，约翰-斯佳利(John Sculley)回忆说：“他确实希望公司可以成为索尼，不是IBM，不是微软。而是索尼。”

乔布斯在2001年借由其iPod的首次亮相而得以圆梦。它不是第一个数字音乐播放器。一家韩国公司早在1998年，就发明了第一款。可是苹果的产品，直至今日都最有型。(尽管Sony在同期创造出了“listening-on-the-go”并且拥有了自己的唱片品牌，却没能在这个领域博得一席之地。这也证明了盛田昭夫在1993年中风后意外的退休，对公司影响巨大)iPod摒弃了其他竞争对手的那种复杂花哨的按键和外观，其设计采用了一种珠玉般塑料材质和富有技术含量的饱和手感。苹果还引入了全新诱人的播放技术：shuffle。这可以令使用者混编所有曲目，无休止播放，从而营造出永不落幕的生活音乐背景。再一次，城市街道布满了这项新的科技所带来的变革。“我当时在麦迪逊大街，”乔布斯在2004年告诉Newsweek媒体说，“那时候，就像是，每一个街区，都会有人戴着白色的耳机，然后我想“哦，老天啊，这(变革)终于开始发生了””

那样进行着的变革从未真正停止过。2007年，苹果手机iphone出现，它是iPod和Walkman的直系后代，也令单功能的可携带音乐播放器变得过时。iPhone增添了可以令人随时上网的新功能，这成了一个全新的远离世嚣的通路。但耳机一直还伴随着人们。iPod的销量逐渐变小，苹果公司与2014年起停止通报iPod的销售。但在同一年，公司斥资超过30亿美元收购了耳机公司Beats by Dre。在当时，它创下了苹果历史上最昂贵的一次收购案例。这也证明了索尼公司的预见能力：索尼成功地发现了我们在听觉上对逃离世俗生活的炙热渴求，并予以投入。随身听并不是人们相遇的终结。相反，它为我们存活在这难以想象的时代铺平道路，令我们遇见从未曾相会的自我。

原文出处：
https://www.newyorker.com/culture/kitchen-notes/all-the-ways-to-not-waste-your-citrus-peels

译文发布：
http://jandan.net/p/107388

在我们的世界里，有很大一批果壳，枝叶，果皮，骨头，得需要人相当的信念和意愿，才能将之料理。但橘皮很不一样。我们所有人都认为，至少下意识里认为，橙子、青柠、柠檬、葡萄柚等的果皮，是食用这些橘类的一个重要乐趣来源。至少说，这些橘皮的清香是嗅觉提示物，又或当指甲最初掐入柑橘时，或将一只柠檬切半时，那种触感，如同清风拂身一般让身体醒觉。我们知道，在那或黄或绿或橙色的闪亮皮瓣之中，饱含有我们的期许。至少说，当你看着酒保向鸡尾酒中拧挤橘皮的精油时，你会知晓那种感觉。哪怕在精细的鸡肉大餐上，又或是伴有浓烈茴香的料理中，橘皮依旧可以被首肯。这一切，足以说明橘皮的好。

可真正操作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一个是技术性难题：一旦将果肉择出，或是将其中的汁水榨拧完，留下的果皮就会松松垮垮不成形状。你是否曾试过给榨完汁的柠檬刮皮？是否会在刮擦果皮时反而伤到手指关节？你是否同意，完整的柠檬比柠檬果皮更适合用刮擦板操作？想来，我们每个人都同意应该先把橘皮刮擦好，然后再切半、榨汁，或是去皮食用。但和许多人一样，我没那么理想化。我生活里大约有个固定的习惯：在30%的时间里做正确的事儿。而其它的时间里，比如当我需要给自己的牛油果酱加一点儿柠檬汁，或是给鸡肉片加一角柠檬，我才不会花额外20秒去那拿一个全新的刨擦板出来操作我的想法。

针对这个看似改不掉的毛病，我是这样补救的：每当我把这些橘子买回家，或是第二天打开冰箱时看到这些橘子，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这些橘皮用刮擦板把外皮都刨下来。这多少会让这些橘子的保存时间减少，毕竟这些外皮在保护其中的果肉。但我倒不介意有点儿皱干样的果肉，且这样我发现自己有了两种食材：橘皮碎和果肉，而且都是即可食用的，而不是原先一整个。如果你没有擦刮板，你可以用一个刨丝器，或是一个奶酪切刀，或者你可以用一把锋利的小刀把外部那些油光闪亮的外皮一条条切下来，然后手工切细，或整个放到冰水里，或是苏打水，或是填入烤鸡之中，或，或，或……

橘皮碎是一种神奇的食材，因为它能提供一种水果的蒸馏香味。也就是说，只要一丁点，就能有弥久的效果。为了测试这种持久度，我设计了一个食谱，大概可以描述成这样：将吃剩的土豆煮熟，保存在新近变空的橘皮碎容器内，直至这些土豆变得橘香四溢美味可口。此外，如果要在翻热米饭时耍点花样，最省事儿的方法该是：淋上点高汤或是清水，加点儿黄油，再放肆地来上一把柠檬皮碎末。没错，这也就是柠檬饭罢了。但柠檬饭超棒的！此外，这儿还有个奇妙的：取些剩余的熟蛋黄，打碎后加上一些蒜泥，一丢丢第戎芥茉糊（Dijon Mustard），再加上些柠檬或桔皮碎和一些橄榄油。然后像是寄托以生命一般地仔细打匀它，淋盖在芦笋，吐司，或是新煮好的鸡蛋上。又或者，如果你有欧芹（parsley），你可以将其切碎，然后将加上任意一种橘皮碎（包括葡萄柚，或克莱门氏小柑橘，或柚子），蒜，盐，混匀。这就获得一种意大利调料gremolata。这可以作为最洋气的辅料，洒用在任何地方，无论那是麦片粥还是炖牛肉。此外，你试过用橘皮碎调醋吗？为什么不试试？

尽管有着上述忠告，有时候，你仍然会发现自己忘记在榨汁前刮橘皮碎，直至看着半截干瘪的青柠或橘子时，才后悔地想起。不过，不管是皮质松软的柑橘（mandarin）还是隔热层一般厚实皮质的脐橙（navel orange），仍然有些好方法来处理这些橘皮。一个是制作橘椒（citrus kosho），一种日式酿制调味品。（我是跟着技艺精湛的酿造师Jori Jayne Emde学的：她用一个香料研磨器将橘皮和辣椒及盐一起研磨，然后在这个混合物上零星地洒上一点儿橙汁后酿着）。另一个更加直接的方法，是晾干这些橘皮。可以把他们搁在烤盘上挨窗户放着，或是搁在屋子外面的防火梯上，或是在烤箱里低温烘烤。这样把它们变得足够地干，从而可以用研磨机或研钵研磨成粉末。

然后把这些粉末拌入糖中，做成橘糖。它尝起来非常新颖独特，而且可以撒在曲奇饼，香蕉面包，或是酸奶上。或者将其和盐，干辣椒面拌到一起，制成橘椒盐，卷碾在润湿了的玻璃杯口上，在杯中加入冰块和龙舌兰酒（mezcal）。或是把水果切片蘸着这橘椒盐吃。假想一下，你正在户外晃悠，周遭都是人，但你也没啥好怕的。然后这时一个小贩递给你一个塑料袋，里面放着点儿水果，问你是否想试试拿它蘸点儿辣酱。

橘糖或橘盐可以存放数年。而生活在数年之后会变成怎样？那时候，不论你身处何方，置身何事，你的烹饪会因为他们而更有滋味。而这都得益于，你收集着瓜果皮壳的那段奇妙时光，以及，你那决不让任何东西浪费的坚定信念。

原文出处：
https://www.economist.com/books-and-arts/2020/04/25/the-shining-is-perfect-quarantine-viewing

译文发布：
http://jandan.net/p/107277

——尤其因为你永远猜不透它的深意
(原文题语：Not least because you will never work out what it means)

在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恐怖经典《闪灵》(The Shining)中，Jack Torrance (Jack Nicholson饰演)受雇于一家“远景大饭店”(Overlook Hotel)，成为其冬季看护人。这是一栋结构深邃的饭店，形单影只地坐落于科罗拉多洛基山脉中。“这不是什么耗费体力的工作，”在这项为期五个月的工作开始之前，经理告诉他，“唯一得要适应的，是冬季时，所需面对的极大孤立感。”这部电影改编自史蒂芬-金(Stephen King)的畅销书，首映于四十年前的五月。但它在那时所描述的毛骨悚然，却和当前世界的困境息息相关。

Jack并没有理会经理的警告。妻子Wendy(Shelley Duvall饰演)和儿子Danny(Danny Lloyd饰演)是他在远景饭店的唯一留守陪伴，这样的环境令他十分惬意：他计划在这平静祥和的环境里，创作出一部惊世骇俗的小说。但正如许多人幻想他们能在隔离禁闭期搞定一两项长期滞留的工作(译者按：并不能实现。或，并不易实现)，杰克也同样错意了(译者本人也会错意了，摊手)。尽管《闪灵》和库布里克另一部充满哲思的科幻巨作《2001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yssey)前后相隔多年，两部电影却传递出同样的一个信息：如果三个人被滞留在一个限定的空间内，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其中一人将会发疯，并试图谋害其他人。

在1980年代《闪灵》上映之时，这部电影并没有如同《2001太空漫游》在1968年上映时那般迅速被大众接纳。原作者史蒂芬-金本人也不感兴趣。但这部电影的声誉却随着岁月层层积淀。现在你甚至无需看过原片，就可以知晓其中鲜明又鬼魅的荧幕画面，比如：身着蓝裙的魅影姐妹，以及电梯中喷涌出的鲜血潮浪。影片中红橙棕三色六边形纹路的地毯也被重制，并在去年伦敦设计博物馆的库布里克回顾展上，被铺置于展厅大堂。在电影史上，没有其他任何一款地板设计能有如此高的辨识度。

撇开那些著名的荧幕画面不谈，这部电影如今被推崇的原因，也正是其最初被批判的理由：它拒绝澄清影片的主旨，也不去解释其曲折的情节。Danny是否借由了他的精神力召唤了那些鬼魂？Jack在来到远景饭店之前是否就已经失常？他是否为60年前饭店里某个人的转世？又，当没有人负责除尘清洁时，这么大的饭店怎么会保持得如此整洁干净？

库布里克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极端完美主义者。因此，他的膜拜者们相信，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其它更多的问题都已经在电影中被尽数解答——只不过人们对答案的意见不统一而已。在2012年发布的一部纪录片《第237号房间》(Room 237)中，汇编了众多对该影片富有想象的阐释。有些听着很有些道理(这部电影暗喻了北美土著被屠杀的相关历史)，有些又令人惊讶挑眉(库布里克杜撰了阿波罗登月，而这部电影代表了他隐晦的忏悔)。

这就是为什么《闪灵》在当下值得一看。这并不单因为，电影男主角所经历的巨大孤立感，是对现在隔离期的一种哥特式漫话。而且还因为，你可以一遍又一遍地观看这部电影，却永远吃不透其中包含的所有深意。

 

原文链接：
https://www.economist.com/books-and-arts/2020/04/30/the-real-reason-to-study-the-classics
译文发布：
http://jandan.net/p/107258

——探索古代文明的行为，是一种谦恭承让，而非自我标榜
(原文题语：Discovering ancient civilisations is humbling rather than self-aggrandising)

为什么要学习古代语言？它曾有着清晰的答案：因为没什么其他东西可供阅读。在中世纪的欧洲，尽管当时拉丁语口语已发生巨变，成为早期的法语和西班牙语，可阅读和书写仍然是拉丁文。在文艺复兴时期，被重新发现的希腊语，也成了受教育人士的瑰宝。从那时起，“古典文学”一词便逐渐有了势头。即使那时，地方语言已经被用于书写，人们依旧学习着拉丁语和希腊语，乃至这两种语言成为了教育本身的代名词。同时，因为教育仅限于上游社会与神职人员，所以它便也是权力的同义词。在英国，古典文学主要在上游社会内被授课，也因此被附着上游社会的威望。 比如Boris Johnson，这位老伊顿出产的现任首相，就总爱秀上几段希腊语。

如今社会，功利性地学习古典文学不再是主流价值观，可是古典文学的支持者们却及时转变了论调：许多人辩称，学习古代语言有利于锻炼思维。拉丁文或希腊语，以他们华丽多变的尾格语法，迫使读者和学生留意句中每个词的语法功能。据说，这也顺带提高了学习者的英语语法。但，学习拉丁文或希腊语真是所谓的最好方法吗？事实上，要学习那些语法变格，其实你可以学习一门当代语言，比如俄语或德语。而学习英语语法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学习英语语法。

牛津大学的文学教授 Nicola Gardini 并不愿花时间讨论“拉丁语是否可以锻炼思维”。他去年出版的《Long Live Latin》(拉丁文万岁)，书的副标题是“The pleasure of a useless language”(一门无用语言的乐趣)。他坚称，拉丁文课程并不是一项“认知训练营”，而是要能意识到其重要性：一个璀璨的文明曾建立在拉丁文之上。虽然罗马时代的伟大作品都有译作可读，且阅读拉丁原文需要花费心力。但Nicola Gardini说，学习拉丁文，将领着你步入古代世界那段历史时光，而并非将历史生拽到当下。

Mary Norris的父亲是一个消防员，他并不相信拉丁文的实用性，因此他反对女儿学习这门语言。但是Norris小姐现在已经是《纽约客》的首席编辑，并在去年出版了一本《Greek to Me》(希腊语之于我)来表达对希腊语的热爱。倘若说Gardini的书体现了他对拉丁语和拉丁语作者的热情，Norris的书则如同一次广义的希腊文化庆典，其中还伴有乌佐酒和跳岛游(译注：Ouzo，一种希腊的渣酿白兰地；跳岛游：island-hopping)。她学习了希腊语的古语和现代语两种语调，并从中感受到了出乎意料的吸引力。她总结：希腊语，是性感的——尤其对于她这样钟情文字的人来说。古希腊语还给英语带来了许多生僻的词汇，以至于Norris小姐一开始被人问到“dipasa？”(口渴不？)时略微一惊。因为英语中的“dipsomaniac”(酗酒狂)正用了这个希腊的日常语做词根。

Coulter George的新书，《How Dead Language Work》(故语何用) 提醒人们希腊语和拉丁语并非仅有的古代语种。身为弗吉尼亚大学语言学家的他，撰写的篇章中涉及了希腊语，拉丁语，古英语，梵语，古爱尔兰语，以及希伯来语。除了希伯来语，其他语种都和英语一样属于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family)。George先生乐衷于在这些语言中寻找相互关联，同时也陶醉于鉴定各个语言的独特之处，比如：拉丁语系有离格词(ablative absolutes)(像是：mutatis mutandis (中世纪拉丁语：“已经做出必要的改变”))；古英语中的诗歌成分(像是 banhus，“bonehouse”，意思为“身体”(body))；又或梵语词汇，通过“连接音变”(sandhi)的法则，会根据相邻词汇来改变其发音。如果你还想来点更有挑战的，古爱尔兰语的难度会让拉丁语学起来像闲庭信步一般。

那些希腊语，拉丁语，梵语等非常复杂，同时还缀有独特的语法格式。或许有人觉得，这种复杂性会锻炼使用者的思维，使其思维达到更高的水准。但事实上并没有。所有的语言对于其使用者来说，都极其简单。此外，并不是所有的古代语言都如同希腊语或梵语这样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古代中文就完全不同于拉丁语：汉语几乎都是单音节的，而且在讲话中没有刻意区分这些音节。但这不代表古汉语就简单，只是说，学习它会有着不一样的挑战。

Gardini先生给出了另一个学习古代语言的理由：“我们生活的故事仅是漫漫历史中的一个片段……生命的开始远远早于我们的诞生”这个理由完全就是(学习古代语言的)实用性理论的反调——-这是一个谦逊的，出离世俗的理由。因为2000多年前的智者们曾使用过，所以去学习这一门语言。这是对这个世界的赞美。你因此而去学习一门语言，则并非为了优化自我，而是为了超脱。

原文出处：
https://www.vanityfair.com/news/2020/04/how-to-work-from-home-according-to-neuroscience

译文发布：
http://jandan.net/p/107120

我曾经从一个书商那里听过一个老绅士的故事。这个人靠写小说为生，并在家庭办公室内写作。这个人会在每天起床后下楼和妻子一同吃早餐，然后完成近五十年内从未间断的一系列晨间礼仪，包括：淋浴，剃须，穿上标准三件套，配上蝶形领结和四方手帕，拎起公文包，然后向自己的妻子吻别。随后走上仅约10步远的家庭工作室，关上门开始他早晨的写作工作。很显然，这个人已经推断出在家工作的唯一方法，就是假装他不在家。自我欺骗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病态，但是在居家工作的情况下，它反而成为了一种维持精神健康的方法。这是一个自己和自己对抗的思维游戏。

事实上，科学似乎也赞同这一论述。我已经和神经学家，心理学家，科技工作者们乃至众多作家们交流过“居家工作”这一挑战。尽管实施的方法或有区别，但人们都一致地认为关键点在于，必须令自己觉得不在家里。所以说，像那位老绅士一样穿戴整齐，的确会关系到工作效率。诚然，你并不需要打上领结，或是套装加高跟鞋。但这穿戴整齐其实是个可取的指令，它将告知你和你的大脑，一项全新的工作即将开始，而这些穿戴便是这工作的重要的第一步。

数年前的一段时间，我曾挣扎于多线程工作的困境。那时候我需要写一本书，还得写一系列新故事，同时还在做播客节目。我联系了加里-斯莫(Gary Small)教授。这位教授任职于西美尔神经科学与人类行为学研究所(Semel Institute for Neuroscience & Human Behavior)，告诉我说，人类大脑总是试图寻找一个阻力最弱的途径来做某件事情，(这正如人本身总在一天结束时最为懒惰，我们大脑也没什么区别)。因此，你得诱使自己进入专注的状态。教授建议把家里规整出不同的区域并标注好相应功能，用以完成相应的工作。拿我作为例子来说，当我做一些新闻类相关工作时，斯莫教授建议我坐在一个特别的区域，比方说一张标注过的椅子，同时在临近处放置一些大脑可以迅速识别的物件，比如一支香熏蜡烛，一朵特别的花，或是任何传递出信息：“我目前在这个区域，我要做这样事情。” 当我需要写我的书时，我该在屋子里找另一处来做这件事，而这个地方则有不同的标志，不同的椅子，及不同气味的蜡烛，又或哪怕是仅仅调整一下灯光的模式。在这些微小且无伤大雅的暗示下，大脑可以很快分辨：你是否正在此处工作，又或是做这件事而非另一件事。这个方法令我感觉耳目一新。而这套理论并不是说你需要在你的后院建一个家庭办公室来提高工作效率；它其实朴素地告诉我们不要在床上或是沙发上办公。找一个地方专门标注好，只用来工作，而不做任何其他事。哪怕仅仅只是换一个座位。

介于科技在我们工作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合理选择相应的工具也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考虑到斯莫教授的理论提到，大脑能把任何事情关联起来，我坚信在手机上工作将会十分糟糕，且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避免这样做。试想一下：我们用手机给朋友发短信，看有趣的无聊视频，怒发推特并提及川懂爷，浏览各式照片，扫过各种约会软件。然后，在那个同样的小设备上，我们真能以为自己可以敲上一封重要的工作电邮？除非是紧急情况，我永远不会试图在手机上办公。

当技术设备涉及到居家工作时，电脑事实上有着和手机一样的问题。在一台传统的个人电脑上，软件通常被设计成为可叠加的窗口模式，以方便人进行多线程操作。显然，这也成了一种干扰。为了避免那种传统的电脑系统限制我的工作能力，我已经尝试尽可能的在一个配有物理键盘的iPad Pro上工作。当我写作时，我把物理键盘用起来，使之像是一台电脑。而当我把键盘撤去时，它就又变回一个平板电脑。我就将它竖着，像翻阅杂志一样阅读自己刚刚完成的写作。而阅读时也常常换个地方坐着，以试着伴随换一个新的视角。我这些日子主要在iPad工作的另一个原因，是上面的app打开时会占据满整个屏幕，所以我的注意力不会被其他弹出的东西，比如川懂爷的白宫发布会，所分散。而事实上，研究人员和科技工作者在过去几年已经指出，对光线，弹窗，通知，乃至色彩进行限定，会有利于人们对抗分心。此外，我还煞费苦心地把所有的设备都调成“免打扰”模式。这样在我写作时，就不会被成串的短信提示打断我的工作流程。

在2010年纽约时报的一个访谈中，塔夫茨大学阅读与语言研究中心主任玛莉安-伍尔夫(Maryanne Wolf)与我就语言和技术话题进行了交流，并向我解释了为什么人类大脑在不同的趋向过程中容易受到影响。伍尔夫的研究发现，人类的大脑起初并没有适用于阅读文字，但随着时间发展，我们的意识侵占了部分的大脑，用于辨别事物，并将其转化成为可阅读的一种存在。所以说，我们或许曾经看到一条蛇，并在我们的大脑里响应“那是一条蛇！”，而如今我们用大脑同样的区域来响应“那是字母S！”。因为这样的缘故，尽管我们为了一个可期的未来隔离在家，尽管我们感到在一个充满干扰因素的家中完成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事实上可以(且可以迅速地)调教自己的大脑，让其接受这一全新的常态，并做适当地微调。但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预警：如果像我这样需要同两个幼儿一起在家隔离，我则真的，至少目前，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比如，这周早些时候，我正躲在树丛里参加一个Zoom会议，我儿子大步踱进后院，大声嚷嚷：“爸——–爸！你在哪！？”

只是单方面的翻译一些不痛不痒的内容，实在不是我的菜。。。
未来在翻译内容上，也需要仔细挑选一下。而且做这种工作，把自己原本想要写东西的精力都磨没有了。
翻到最后，只是在想：
时间管理很重要呀～～
但是，这里倒也不是罗老师的那种时间管理。时间这东西吧，可以用来打游戏，可以用来跑步，可以用来做项目，可以用来唠嗑。但是茫茫多茫茫多的事情，该挑选哪个来做？
其实说起来，面前有各式各样的材料，各种颜色的。要花时间来涂抹自己。该怎么选？
笑
发觉啊，现在感兴趣的问题，可能在大多数人眼中，都实在是再普通不过，根本无需思考的问题。
Anyway，还是把破破的翻译扔这里好了。

——————————–
看时尚界如何响应新冠抗疫

原文链接

译文链接

世界各国正在号召人们实施社交隔离，居家深宅，以此来减缓新冠病毒疫情的蔓延。与此同时，设计师，时尚屋，以及时尚名牌也都纷纷伸出援手。无论说他们援助的方式，是变更工厂流水，从高端时尚及香水，到个人护具到洗手液，或是参与大量的捐赠相关工作，那些名声在外的品牌也都在试图帮助那些深受疫情影响的人们。

来一同看看列表里都有哪些品牌在各司其职：

AG Jeans
AG Jeans已经承诺向COVID-19洛杉矶郡响应基金捐赠1百万美金，用于支持当地的病患和医院。该品牌洛杉矶方面负责人表示，这项捐款有助于增强当地的应对能力，扩招员工，并投资于COVID-19检测设备的相关开销。

AGMES Jewelry
纽约市的AGMES说将会捐出从即日起至4月15日所产生的15%在线销售额，用于捐赠给儿童温饱基金(No Kid Hungry)

Agua by Agua Bendita
这个游泳穿戴品牌正在为西班牙麦德林市的一家医院生产口罩 (the Pablo Tobón Uribe Hospital in Medellín )

AMI
法国品牌AMI上个月宣称, 他们将把在线销售的10%销售额, 捐献给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COVID19团结响应基金(COVID19 Solidarity Response Fund)，直至法国限制令时期结束。

Ana Khouri
这位居于纽约市的珠宝设计师说，其签名的蓝宝石版米瑞安戒指的收益，她将全部捐献给Doctors Without Borders组织。

Atta Inc.
Atta公司生产并运输了1000个高密度防护面罩给纽约市的卫生工作者。

BeautyUnited
这是一个近期刚刚成立的联盟组织，云集了超过40位的健身美体届的大咖，包括Gwyneth Paltrow (goop), Drew Barrymore (Flower Beauty), 以及Bobbi Brown (EVOLUTION_18)。他们的目标是募集一千万美金，用于前线响应者基金(Frontline Responders)

Brandon Maxwell
这位设计师说他正在研究合适的材料用于制造医用罩衣。

Brent Neale
珠宝设计师Brent Neale说，她(截止采访时)已经捐赠了52457美金给儿童温饱基金(No Kid Hungry)，大约是3月16日至3月27日的销售额的百分之三十。

Brooks Brothers
服装品牌Brooks Brothers宣布其将生产医用级别口罩和罩衣，日产15万枚口罩。

Bulgari
Bulgari在三月底时说，未来的两个月他们将和合作商ICR重新调整香水生产线，来为意大利的医疗机构提供洗手液。

Burberry
Burbeery说他们将其军式风衣(trench coat)生产线进行调整，改为生产非手术级的罩衣和口罩，以供给英国医院的病人们使用。此外，其全球供应链网络也将重新调整，用以运输10万枚口罩给英国国立医疗服务机构。

Carhartt
这家工装品牌声称，他们将从4月6日起生产5万件医用罩衣；从4月20日起将会生产250万枚口罩。

Chanel
Chanel已经承诺将会捐献120万欧元给一家急救基金以支援巴黎地区的公共医疗系统。此外，他们还捐赠了5万枚口罩。

Christian Siriano
时尚设计师Christian Siriano已经让其团队为纽约的医院赶制口罩。

Christine Alcalay
设计师Christine Alcalay已经制作并捐献了500枚口罩和帽子给医疗认识，并且在其营业点提供口罩。

Coty
美妆制造商Coty正在其美国和墨西哥的工厂内生产洗手液，并且声称他们的其它工厂也将开始加入。Coty称他们将会无偿给医疗服务机构提供数千吨的洗手液，其公司员工也会得到相应的分发。

David Yurman
这是家位于纽约的珠宝品牌。Yurman家族基金已经承诺投入1百万美金，用以支援美国境内的COVID-19相关工作。

Edie Parker
这个手包品牌声称将会捐献15%的在线销售收益给三家慈善机构(Citymeals on Wheels, Feeding America, and No Kid Hungry)

Estée Lauder
雅诗兰黛已经捐献了2百万美金的经费，给Doctors Without Borders组织，以支援物资欠发达国家的抗疫。他们还计划重启在纽约州Melville市的工厂，用以生产洗手液来支援前线的医疗工作者。这个品牌同时还捐献了2百万的医疗口罩给纽约市的医疗工作者。

Glossier
Glossier在Instagram上说他们将会给医疗工作者捐献1万支护手霜。在过去的几个月内，Glossier已经联络了境内的多家医疗机构和团队，并且捐献了保湿霜，面霜等物资给前线。

Graff
这家跨国珠宝商捐赠了1百万美金给世卫组织，用以支持前线工作者以及医药研发工作。

Greg Lauren
Greg Lauren 正用一种材料来生产过滤功能面罩，该材料被用于空调滤网，绘画，以及时尚设计。

Gucci
Gucci已经承诺捐赠一百一十万面罩和五万五千枚医用物资给意大利的医院和医务工作者。此外，他们已经向联合国捐赠了1百万欧元，并且在他们的Instagram公众号上宣传世卫组织。这家品牌另追加了1百万欧元给意大利国防安全部门，用于支持国家医疗服务系统，增加重症监护床位。

Hermes
爱马仕说已经捐赠了2千万欧元给巴黎的公共医院，并在生产并捐赠30吨洗手液和超过3万枚口罩。

Hill House Home
Hill House Home捐赠了其床上和浴室用品销售额的10%给Grow and God’s Love We Deliver机构。

Irene Neuwirth
Irene Neuwirth 捐赠其三月份销售额的20%给儿童温饱基金。

Kate Spade
Kate Spade的母公司Tapestry承诺捐赠2百万美金给纽约市小企业服务机构，用以缓解小型商家收到疫情带来的冲击。其旗下基金将捐赠10万美金给其长期合作商Crisis Text Line，来为医生护士们提供相关的心理健康支持。

Kering
Kering旗下的两个生产基地正在为法国医院赶制口罩。

Khaite
Khaite捐赠了1万美金给Baby2Baby组织，并且将从3月17日起的一个月在线销售额中，捐赠出10%。

Launchmetrics
Launchmetrics，这家公司为各大品牌提供三个月免费的数码橱窗以供展览各种商品。

Louis Vuitton
这家法国时尚屋宣称他们将其生产线改成了非医用防护面罩的生产。在4月10日，他们宣布其穿戴工作室已经做了调整，用以生产罩衣和医疗设备。

L.L. Bean
LLBean正在和缅因州最大的食品银行，Good Shephear合作，将其物流枢纽从法兰绒改成了仓储食物包装。这一遍布全州的行动，将会惠及相关工作人员及其服务的家庭。

LVMH
LVMH重置其工厂用以生产洗手液。同时，他们还和中国制造商合作，为法国赶制数百万件口罩。

Margaux
Margaux将其截止4月15日之前的销售额的10%，捐赠给Direct Relief and Doctors Without Borders两家机构用以支持抗疫。

Mayhoola
Valentino和Balmain的母公司Mayhoola已经捐赠200万欧元，用于米兰Sacco医院的重症监护病床的使用，以及意大利国家安全部门相关业务。

Milk and Clay
Milk and Clay捐赠其近期的全部收益，用以购买口罩和医疗物资，用以支持纽约市的前线。

Misha Nonoo
Misha Nonoo 捐赠了10%的销售额给纽约市的食品银行，同时给健康服务工作者们赠送价值50美金的购物卡以表达谢意。

Neiman Marcus Group + JOANN Fabrics
Neiman Marcus Group 和 JOANN Fabrics 已经联手生产口罩，罩衣，以及擦拭巾提供给前线工作人员。

Nordstrom + Kaas Tailored
Nordstrom 和Kaas Tailored 联合生产口罩以分发给相关医疗服务结构。

Paravel
Paravel将其销售额的15%捐赠给Direct Relief COVID-19基金。捐赠销售截止至4月15日。

Prabal Gurung
Prabal Gurung在为纽约的数家医院生产个人防护用具

Prada
普拉达捐赠了8万件医疗用具，以及11万枚口罩给意大利的医院，同时还扶持着一个教育项目“全力以赴，全装待命：为公共卫生紧急状况做好准备”。这个教育项目旨在扶持中国公共健康危机的应对能力。公司高管们也已向几家医院捐赠了相当的救援物资(Milanese hospitals Vittore Buzzi, Sacco and San Raffaele)。

Proenza Schouler
Proenza Schouler将其销售额的10%捐赠给慈善机构Citymeals on Wheels.

Pyer Moss
他们的纽约办公室已经成为了一个口罩手套的捐赠中心。同时，他们还设立了一个基金，用于支援在这场危机中失去收入的少数族裔和妇女的独立小商企业。

Ralph Lauren
拉夫劳伦承诺捐赠1千万美金用于缓解疫情。

Rosie Assoulin
Rosie Assoulin将其在线净销售额的15%，凭由顾客的选择，捐赠给响应慈善机构，或是可以兑换顾客心仪的当地餐馆。

The Zegna Family
Zegna家族和其企业内的高管们已经承诺，共计将捐赠300万欧元给意大利的国家安全防护机构(Civil Protection)。

Tiffany & CO
蒂凡尼基金宣布承诺100万美金的捐款。包括75万美金给世卫组织的基金，以及25万美金给纽约市(the New York Community Trust’s NYC COVID-19 Response & Impact Fund)。 此外，他们还会将其职员的捐款的每一笔捐款如数转交给响应的非营利组织机构，用以支持缓解疫情。

Tory Burch
在和美国最大的医疗健康组织(1199SEIU United Healthcare Workers East)合作，Tory Burch将会捐赠约2万4千枚物件，价值共超过5百万美金。

Victoria Beckham
其捐献20%的在线销售，包括其美妆业务，给 Feeding America 和 the Trussell Trust。

原文
by Rebekah Peppler
https://www.vanityfair.com/style/2020/04/why-cocktail-hour-thrives-even-in-the-age-of-social-distance

译文发布
http://jandan.net/2020/04/11/cocktail-hour.html

不久之前，这个摩登社会还曾试图敦促人们切断网络链接，来增进现世联系。我们本该放下各种显示屏，积极地和我们所爱的人在充满触感和亲近的现实中交流互动，或分享欢笑与秘密，或相拥和亲吻。但过去几周所发生的一切已经引发了剧烈且深远的转变，把这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现实交流化为了泡影。如今，我们所爱的人们布满显示屏，而这已成为美国隔离期内的新常态。

当下，数字社交无时不刻地发生在各种网络平台上，包括Zoom，FaceTime, Houseparty, 及Skype。这些社交活动在傍晚时段尤其盛行，我们中许多人会不约而同地停下手中的活儿，拿个玻璃杯，给自己倒点儿什么，来铭记我们当前所面临着的各种过渡期—其中也包括当天的昼夜更替。

在我所出生的美国，我们把这段傍晚的时间称之为happy hour。在我当前居住的法国，它被称为apéro。 在意大利则是aperitivo。如此这般会有多种说法。无论你来自何方，在这段时间里，你总可以与人酣饮或小酌一杯。对方可以是熟识多年的故交，又或是未来仍愿相会的朋友，且不论这个人与你相距是咫尺比邻，又或需跨越城市大洋。这种社交并不是生活琐事。正相反，这种社交培育出了一种亲密关系，并可以让我们的情感得到必要的宣泄，比如伤感，欢乐，喜庆，焦虑。而也正是这些情感，定义了我们的这个世界。

这种“暂停下来喝一杯再重置”的时段已成为法国日常的一部分，深深地融入这个国家的文化生活之中。“Apéro是我们极其重视的一个传统，眼下却也已成怅然之情，” Lindsey Tramuta 说。这位美国作家现居巴黎，著有《The New Paris》，以及一本即将出版的《The New Parisienne》，“尤其在巴黎这样的都市环境里，我们习惯于彼此相见，哪怕不是每天相会，每周也会在那个非常时刻碰上几次面。可这才隔离了没多久，我们就已经觉得缺了什么。”

她说的没错。我2015年刚搬到巴黎时一个人都不认识。在结交了一些新朋友后，我便很快喜欢上了apéro这种社会礼制。它和美国的happy hour位于同一时段，可以是30分钟，或干脆加上晚餐以及再多喝几杯。若是相互感觉确实来电，甚至可以顺势相伴至明晨。在最初，这种易于参与且时而性感魅惑的apéro，会令性格内向的我在异国他乡获得些许慰寂。我可以去匆匆来上一杯，置身于这段黄金时间。这时候的人们，通常会比一天中的其它时刻更加和善些。我或许可以认识一些新朋友或是爱人；又或什么人也不去认识，独自打发完我的这段时光，喝完然后撤回住所。五年里我参加了相当多次的apéro，我最美好的一些记忆一直存活在那些昼夜更迭的时段中。但突如其来的中止让我们迅速意识到，如果我们不以一种新方式来再现那样的时段，一切将难以维系。

在每天结束时一起喝一杯，这不仅是简单的社交或是放松，而是已经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过渡。“不需再有时间的概念，傍晚6，7点的一场apéro便能有效地传递出一个信号，让人停步稍事歇息。” 新近出版《Drinking French》的作者David Lebovitz如是说。

而当前这种新的(网络派对)模式令人感觉很不同。整个世界的运作转变成了在线的社交和工作，乃至导致了网络超载。这时候，WIFI链接便常常成为人们沮丧的主要来源。而适时的网络延迟，却又偶尔营造出了相当的幽默。失去触觉的交流往往令人意兴阑珊。这便需要我们在表达感情时更加强烈且清晰。“在人们说一些触及内心的话题时，我们却不能给予拥抱，取而代之的仅仅是一个象形的表情符号。” Tramuta说，“这种方式虽然暂时可行，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这儿的‘长久’，我是指几个月。我可以预见人们将会在某个时间点冲出门去，和身边最近的人相拥在一起。”

在这种远程无线鸡尾酒派对上，你所喝的东西倒是无关紧要。尽管说你若喝着特别的饮料或酒，确实可以提升一些自我存在感。但一些普通的饮品就已足矣，譬如红酒，啤酒，苦艾酒加冰块再缀着点装饰(vermouth on the rocks with a twist)，又或是一杯朴素经典的的金汤力(gin and tonic)，或是些长盛不衰的老派鸡尾酒。这种远程鸡尾酒派对的重点并不是调配出特别精致的东西，而是坐下来，认真看着某人的眼睛，全神投入这种《脱线家族》(the Brady Bunch)风格的Zoom社交谈话之中。

这种谈话难免会切入尬聊模式，当然，尬聊也完全没事儿。重要的是，要利用好或长或短的间隙，来平衡尬聊可能带来的焦虑感。“每当话题开始走向过分严肃时，我们要能把这些情绪从脑袋里赶走。” Tramuta说，可以一起做个深呼吸，然后来个略微轻浮却又不过火的笑话，又或是推荐一个网飞剧目，或是用截屏来抓一个鬼脸。不管是曾经身处于酒吧或是某个客厅，还是在如今的WhatsApp的视频通话之中，你可以和往常一样，在这个时间段和人一起喝一杯，和你所爱的人们絮叨一番当天的新闻逸事，共同寻获一刻宽心与惬意。

正如我们会一起相聚，我们也会共同铭记。我们都会记得不久前在心仪的酒吧一起喝酒的人们。而那时我们却未曾想到这是近期的最后一次，更没能料到以后充满了如此众多的未知。我们也将会记得这段时间里在网络上相见的，爱上的，或是认知的人们，而终究我们也将会在线下再次相聚。此时此刻，我们迎拥这种创新的方式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我们会一直联系，哪怕这种联系时而卡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