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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身听之四十年

原文链接
https://www.newyorker.com/culture/cultural-comment/the-walkman-forty-years-on
译文链接
http://jandan.net/p/107622

—-The gadget that taught the world to socially distance. 这是个让世界明白“社交距离”的玩意

随身听(The Walkman)于1979年在日本悄无声息地初次登场。但在随后的一年半内,索尼(Sony)生产并销售了200万台。

即使是在隔离封城之前,人们也很难想象,生活怎能缺少那些帮助人们远离世嚣的电子设备:如降噪耳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而如今,缺少电子设备的生活更是不可能了。自然,凡事总有一个“之前”“之后”之分,“塞上耳塞远离尘嚣”的现代生活,好比文化引力的磁极颠倒一般,诞生于在某个特定时间点。那就是“随身听”(Walkman),它于1979年诞生在日本。在1980年6月,随身听以“Soundabout”之名,抵达美洲海岸。至此,人类社会的生活跨入了完全不一样的篇章。

在那之前,音乐主要是一种分享模式的体验:家庭成员集聚在橱柜大小的Philcos播放器;少年们从汽车里或是半导体收音机里高放着音乐;酒吧里的junk; 锁在舞蹈室内的悬挂音箱(break-dancers popping and locking to the sonic backdrop of a boom box). 在随身听出现之后,音乐可以仅对听者播放而对其他人安静,包裹在一个由卡式磁带构成的私人的音乐天地里。 其效果甚至令其发明者震惊。“如今人人都知道耳机音听起来是怎样的”,索尼(Sony)的设计师黑木靖夫(Yasuo Kuroki)在其1990年日文版的回忆录中写道,“但是在那时候,你根本无法想象,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在你的双耳间轰鸣时的瞬间体验。”

随身听的最初化身(TPS-L2)被预设为日本高校学生的玩具。(犀利的粉丝能够辨认出《银河护卫队》中皮特-奎恩(Peter Quill)持有的那只银蓝色TPS-L2)。索尼的时任主席, 和蔼可亲的盛田昭夫(Morita Akio)对这个设备的前景并不确定,一开始只订制了3万台。这数量和Triniton电视机的生产线产能相比,只是九牛一毛。 最开始,他的谨慎似乎是正确的。随身听在日本的发行,可谓是悄无声息毫无波澜。但消息在东京的年轻人中很快传播开来:一个新的小设备可以让你在卧室,交通工具,城市大街上随意带着音乐。在随身听问世一年半后,索尼便生产并销售了200万台。

尽管在那时候,随身听的体积远小于其他磁带播放器,它仍比较大。尽管索尼的工程师们如今因为其小型化方面的专长而声名显赫,可在当时,技术条件限制他们,难以将立体声音响的体积减至书本体积之下。由于塞不进衣服口袋,用户不得不手持随身听,或是将其悬挂在皮带上。而如今标配的双头耳机及内置麦克风,在当时也是随身听奇异的标志。随身听最早设计为双人联动使用:其中有一个“热线”按钮,可以暂定音乐并开启麦克风,让两个用户通过耳机来进行对话。这个特殊设定源自盛田昭夫的坚持。因为当他在家测试早期原型机时,他的妻子因为不能和他说话而十分恼火。

精明谨慎的盛田昭夫,身为索尼这座大厦的建筑师,是公司海内外的一面闪亮招牌。对于随身听所带来的隔离属性,他的担忧是对的。但他没料到的是,这样的隔离属性正是随身听用户暴涨的关键点。伴随着索尼随声听一起到来的,是人们相遇的终结。苏珊勃朗德(Susan Blond),CBS电视广播公司的副主席在1981年告诉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说:“它就像是毒品:你戴上了随身听,随后忘却了这个世界的其它一切。”很快学术界也对这类现象创造出了一个名词。音乐学家细川周平(Hosokawa Shuhei)称之为“随身听效应(the Walkman effect)。”

细川注意到,城市空间内嘈杂和纷扰会给人带来的不确定感,而随身听用户们则会用这个设备来安抚自己。带着耳机可以起到双重功效,一方面可以向外界标示“请勿打扰”,另一方面则是给自己一条不同于城市嘈杂的全新音轨。于是,这给人类带来了一种全新体验,即,它可以令人沉陷入一种超脱,是抵御世俗的护甲,还是虚空感的解药。每当神经焦躁或是无聊袭来时,人们便可以点击“播放”,然后加快一点儿生活节奏。作家威廉姆斯-吉布森(William Gibson)是科幻小说中赛博朋克(cyberpunk)类作家的先驱。在西方社会里,他最早意识到人类这一新能力的重要性。他在数年后写到“索尼的随身听对人类感官的改变,甚于(当时)任何虚拟现实设备。”

随身听作为一个便利的个人音乐播放器,迅速地跻身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了几年后,它已经成为了社会地位与时尚的符号。“我们刚刚从巴黎回来,那儿人人都戴着它们(随身听)。”Andy Warhol充满热情地告诉邮报(Post)。热情的消费者会在布卢明代尔(Bloomingdale)这样的时尚商城排上几个月长的购买订单。Paul Simon在1981年格莱美上炫耀性将其安排在舞台装扮里。圣诞节,在唐娜-莎莫 (Donna Summer)领衔成批地分发下,随身听便成为高档流行的礼品。以前也曾有很流行的电子设备,比如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那些口袋大小的半导体收音机。但相比起来,随身听则是另一个等级。现如今,耳机已被用于辅助听力损伤,科技极客则用其调试声纳站点,或是在地下室安置高保真音响设备。不知怎么的,一个日本公司已经令这个头戴设备变得很酷炫。

在1980年代早期,有一家羽翼未满的硅谷初创公司,名叫苹果公司。CEO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前往日本寻找硬盘供应商时,曾经收到来自盛田昭夫亲自赠予的一部随身听。当乔布斯回到家,他甚至没用随身听欣赏哪怕一盘磁带。取而代之的是,他将随声听拆开,一点一点地分解,仿佛进行茶叶算命一般,仔细地查阅每一点儿零部件,驱动条带,主动轮等,来卜寻它自身未来可能实现的变革。“史蒂夫的参考对象是那时候的索尼,” 乔布斯的继任者,约翰-斯佳利(John Sculley)回忆说:“他确实希望公司可以成为索尼,不是IBM,不是微软。而是索尼。”

乔布斯在2001年借由其iPod的首次亮相而得以圆梦。它不是第一个数字音乐播放器。一家韩国公司早在1998年,就发明了第一款。可是苹果的产品,直至今日都最有型。(尽管Sony在同期创造出了“listening-on-the-go”并且拥有了自己的唱片品牌,却没能在这个领域博得一席之地。这也证明了盛田昭夫在1993年中风后意外的退休,对公司影响巨大)iPod摒弃了其他竞争对手的那种复杂花哨的按键和外观,其设计采用了一种珠玉般塑料材质和富有技术含量的饱和手感。苹果还引入了全新诱人的播放技术:shuffle。这可以令使用者混编所有曲目,无休止播放,从而营造出永不落幕的生活音乐背景。再一次,城市街道布满了这项新的科技所带来的变革。“我当时在麦迪逊大街,”乔布斯在2004年告诉Newsweek媒体说,“那时候,就像是,每一个街区,都会有人戴着白色的耳机,然后我想“哦,老天啊,这(变革)终于开始发生了””

那样进行着的变革从未真正停止过。2007年,苹果手机iphone出现,它是iPod和Walkman的直系后代,也令单功能的可携带音乐播放器变得过时。iPhone增添了可以令人随时上网的新功能,这成了一个全新的远离世嚣的通路。但耳机一直还伴随着人们。iPod的销量逐渐变小,苹果公司与2014年起停止通报iPod的销售。但在同一年,公司斥资超过30亿美元收购了耳机公司Beats by Dre。在当时,它创下了苹果历史上最昂贵的一次收购案例。这也证明了索尼公司的预见能力:索尼成功地发现了我们在听觉上对逃离世俗生活的炙热渴求,并予以投入。随身听并不是人们相遇的终结。相反,它为我们存活在这难以想象的时代铺平道路,令我们遇见从未曾相会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