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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ewyorker.com/culture/cultural-comment/the-walkman-forty-yea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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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andan.net/p/107622

—-The gadget that taught the world to socially distance. 这是个让世界明白“社交距离”的玩意

即使是在隔离封城之前，人们也很难想象，生活怎能缺少那些帮助人们远离世嚣的电子设备：如降噪耳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而如今，缺少电子设备的生活更是不可能了。自然，凡事总有一个“之前”“之后”之分，“塞上耳塞远离尘嚣”的现代生活，好比文化引力的磁极颠倒一般，诞生于在某个特定时间点。那就是“随身听”(Walkman)，它于1979年诞生在日本。在1980年6月，随身听以“Soundabout”之名，抵达美洲海岸。至此，人类社会的生活跨入了完全不一样的篇章。

在那之前，音乐主要是一种分享模式的体验：家庭成员集聚在橱柜大小的Philcos播放器；少年们从汽车里或是半导体收音机里高放着音乐；酒吧里的junk; 锁在舞蹈室内的悬挂音箱（break-dancers popping and locking to the sonic backdrop of a boom box）. 在随身听出现之后，音乐可以仅对听者播放而对其他人安静，包裹在一个由卡式磁带构成的私人的音乐天地里。 其效果甚至令其发明者震惊。“如今人人都知道耳机音听起来是怎样的”，索尼(Sony)的设计师黑木靖夫(Yasuo Kuroki)在其1990年日文版的回忆录中写道，“但是在那时候，你根本无法想象，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在你的双耳间轰鸣时的瞬间体验。”

随身听的最初化身(TPS-L2)被预设为日本高校学生的玩具。(犀利的粉丝能够辨认出《银河护卫队》中皮特-奎恩(Peter Quill)持有的那只银蓝色TPS-L2)。索尼的时任主席， 和蔼可亲的盛田昭夫(Morita Akio)对这个设备的前景并不确定，一开始只订制了3万台。这数量和Triniton电视机的生产线产能相比，只是九牛一毛。 最开始，他的谨慎似乎是正确的。随身听在日本的发行，可谓是悄无声息毫无波澜。但消息在东京的年轻人中很快传播开来：一个新的小设备可以让你在卧室，交通工具，城市大街上随意带着音乐。在随身听问世一年半后，索尼便生产并销售了200万台。

尽管在那时候，随身听的体积远小于其他磁带播放器，它仍比较大。尽管索尼的工程师们如今因为其小型化方面的专长而声名显赫，可在当时，技术条件限制他们，难以将立体声音响的体积减至书本体积之下。由于塞不进衣服口袋，用户不得不手持随身听，或是将其悬挂在皮带上。而如今标配的双头耳机及内置麦克风，在当时也是随身听奇异的标志。随身听最早设计为双人联动使用：其中有一个“热线”按钮，可以暂定音乐并开启麦克风，让两个用户通过耳机来进行对话。这个特殊设定源自盛田昭夫的坚持。因为当他在家测试早期原型机时，他的妻子因为不能和他说话而十分恼火。

精明谨慎的盛田昭夫，身为索尼这座大厦的建筑师，是公司海内外的一面闪亮招牌。对于随身听所带来的隔离属性，他的担忧是对的。但他没料到的是，这样的隔离属性正是随身听用户暴涨的关键点。伴随着索尼随声听一起到来的，是人们相遇的终结。苏珊勃朗德(Susan Blond)，CBS电视广播公司的副主席在1981年告诉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说：“它就像是毒品：你戴上了随身听，随后忘却了这个世界的其它一切。”很快学术界也对这类现象创造出了一个名词。音乐学家细川周平(Hosokawa Shuhei)称之为“随身听效应(the Walkman effect)。”

细川注意到，城市空间内嘈杂和纷扰会给人带来的不确定感，而随身听用户们则会用这个设备来安抚自己。带着耳机可以起到双重功效，一方面可以向外界标示“请勿打扰”，另一方面则是给自己一条不同于城市嘈杂的全新音轨。于是，这给人类带来了一种全新体验，即，它可以令人沉陷入一种超脱，是抵御世俗的护甲，还是虚空感的解药。每当神经焦躁或是无聊袭来时，人们便可以点击“播放”，然后加快一点儿生活节奏。作家威廉姆斯-吉布森(William Gibson)是科幻小说中赛博朋克(cyberpunk)类作家的先驱。在西方社会里，他最早意识到人类这一新能力的重要性。他在数年后写到“索尼的随身听对人类感官的改变，甚于(当时)任何虚拟现实设备。”

随身听作为一个便利的个人音乐播放器，迅速地跻身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了几年后，它已经成为了社会地位与时尚的符号。“我们刚刚从巴黎回来，那儿人人都戴着它们(随身听)。”Andy Warhol充满热情地告诉邮报(Post)。热情的消费者会在布卢明代尔(Bloomingdale)这样的时尚商城排上几个月长的购买订单。Paul Simon在1981年格莱美上炫耀性将其安排在舞台装扮里。圣诞节，在唐娜-莎莫 (Donna Summer)领衔成批地分发下，随身听便成为高档流行的礼品。以前也曾有很流行的电子设备，比如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那些口袋大小的半导体收音机。但相比起来，随身听则是另一个等级。现如今，耳机已被用于辅助听力损伤，科技极客则用其调试声纳站点，或是在地下室安置高保真音响设备。不知怎么的，一个日本公司已经令这个头戴设备变得很酷炫。

在1980年代早期，有一家羽翼未满的硅谷初创公司，名叫苹果公司。CEO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前往日本寻找硬盘供应商时，曾经收到来自盛田昭夫亲自赠予的一部随身听。当乔布斯回到家，他甚至没用随身听欣赏哪怕一盘磁带。取而代之的是，他将随声听拆开，一点一点地分解，仿佛进行茶叶算命一般，仔细地查阅每一点儿零部件，驱动条带，主动轮等，来卜寻它自身未来可能实现的变革。“史蒂夫的参考对象是那时候的索尼，” 乔布斯的继任者，约翰-斯佳利(John Sculley)回忆说：“他确实希望公司可以成为索尼，不是IBM，不是微软。而是索尼。”

乔布斯在2001年借由其iPod的首次亮相而得以圆梦。它不是第一个数字音乐播放器。一家韩国公司早在1998年，就发明了第一款。可是苹果的产品，直至今日都最有型。(尽管Sony在同期创造出了“listening-on-the-go”并且拥有了自己的唱片品牌，却没能在这个领域博得一席之地。这也证明了盛田昭夫在1993年中风后意外的退休，对公司影响巨大)iPod摒弃了其他竞争对手的那种复杂花哨的按键和外观，其设计采用了一种珠玉般塑料材质和富有技术含量的饱和手感。苹果还引入了全新诱人的播放技术：shuffle。这可以令使用者混编所有曲目，无休止播放，从而营造出永不落幕的生活音乐背景。再一次，城市街道布满了这项新的科技所带来的变革。“我当时在麦迪逊大街，”乔布斯在2004年告诉Newsweek媒体说，“那时候，就像是，每一个街区，都会有人戴着白色的耳机，然后我想“哦，老天啊，这(变革)终于开始发生了””

那样进行着的变革从未真正停止过。2007年，苹果手机iphone出现，它是iPod和Walkman的直系后代，也令单功能的可携带音乐播放器变得过时。iPhone增添了可以令人随时上网的新功能，这成了一个全新的远离世嚣的通路。但耳机一直还伴随着人们。iPod的销量逐渐变小，苹果公司与2014年起停止通报iPod的销售。但在同一年，公司斥资超过30亿美元收购了耳机公司Beats by Dre。在当时，它创下了苹果历史上最昂贵的一次收购案例。这也证明了索尼公司的预见能力：索尼成功地发现了我们在听觉上对逃离世俗生活的炙热渴求，并予以投入。随身听并不是人们相遇的终结。相反，它为我们存活在这难以想象的时代铺平道路，令我们遇见从未曾相会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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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ewyorker.com/culture/kitchen-notes/all-the-ways-to-not-waste-your-citrus-pe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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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andan.net/p/107388

在我们的世界里，有很大一批果壳，枝叶，果皮，骨头，得需要人相当的信念和意愿，才能将之料理。但橘皮很不一样。我们所有人都认为，至少下意识里认为，橙子、青柠、柠檬、葡萄柚等的果皮，是食用这些橘类的一个重要乐趣来源。至少说，这些橘皮的清香是嗅觉提示物，又或当指甲最初掐入柑橘时，或将一只柠檬切半时，那种触感，如同清风拂身一般让身体醒觉。我们知道，在那或黄或绿或橙色的闪亮皮瓣之中，饱含有我们的期许。至少说，当你看着酒保向鸡尾酒中拧挤橘皮的精油时，你会知晓那种感觉。哪怕在精细的鸡肉大餐上，又或是伴有浓烈茴香的料理中，橘皮依旧可以被首肯。这一切，足以说明橘皮的好。

可真正操作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一个是技术性难题：一旦将果肉择出，或是将其中的汁水榨拧完，留下的果皮就会松松垮垮不成形状。你是否曾试过给榨完汁的柠檬刮皮？是否会在刮擦果皮时反而伤到手指关节？你是否同意，完整的柠檬比柠檬果皮更适合用刮擦板操作？想来，我们每个人都同意应该先把橘皮刮擦好，然后再切半、榨汁，或是去皮食用。但和许多人一样，我没那么理想化。我生活里大约有个固定的习惯：在30%的时间里做正确的事儿。而其它的时间里，比如当我需要给自己的牛油果酱加一点儿柠檬汁，或是给鸡肉片加一角柠檬，我才不会花额外20秒去那拿一个全新的刨擦板出来操作我的想法。

针对这个看似改不掉的毛病，我是这样补救的：每当我把这些橘子买回家，或是第二天打开冰箱时看到这些橘子，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这些橘皮用刮擦板把外皮都刨下来。这多少会让这些橘子的保存时间减少，毕竟这些外皮在保护其中的果肉。但我倒不介意有点儿皱干样的果肉，且这样我发现自己有了两种食材：橘皮碎和果肉，而且都是即可食用的，而不是原先一整个。如果你没有擦刮板，你可以用一个刨丝器，或是一个奶酪切刀，或者你可以用一把锋利的小刀把外部那些油光闪亮的外皮一条条切下来，然后手工切细，或整个放到冰水里，或是苏打水，或是填入烤鸡之中，或，或，或……

橘皮碎是一种神奇的食材，因为它能提供一种水果的蒸馏香味。也就是说，只要一丁点，就能有弥久的效果。为了测试这种持久度，我设计了一个食谱，大概可以描述成这样：将吃剩的土豆煮熟，保存在新近变空的橘皮碎容器内，直至这些土豆变得橘香四溢美味可口。此外，如果要在翻热米饭时耍点花样，最省事儿的方法该是：淋上点高汤或是清水，加点儿黄油，再放肆地来上一把柠檬皮碎末。没错，这也就是柠檬饭罢了。但柠檬饭超棒的！此外，这儿还有个奇妙的：取些剩余的熟蛋黄，打碎后加上一些蒜泥，一丢丢第戎芥茉糊（Dijon Mustard），再加上些柠檬或桔皮碎和一些橄榄油。然后像是寄托以生命一般地仔细打匀它，淋盖在芦笋，吐司，或是新煮好的鸡蛋上。又或者，如果你有欧芹（parsley），你可以将其切碎，然后将加上任意一种橘皮碎（包括葡萄柚，或克莱门氏小柑橘，或柚子），蒜，盐，混匀。这就获得一种意大利调料gremolata。这可以作为最洋气的辅料，洒用在任何地方，无论那是麦片粥还是炖牛肉。此外，你试过用橘皮碎调醋吗？为什么不试试？

尽管有着上述忠告，有时候，你仍然会发现自己忘记在榨汁前刮橘皮碎，直至看着半截干瘪的青柠或橘子时，才后悔地想起。不过，不管是皮质松软的柑橘（mandarin）还是隔热层一般厚实皮质的脐橙（navel orange），仍然有些好方法来处理这些橘皮。一个是制作橘椒（citrus kosho），一种日式酿制调味品。（我是跟着技艺精湛的酿造师Jori Jayne Emde学的：她用一个香料研磨器将橘皮和辣椒及盐一起研磨，然后在这个混合物上零星地洒上一点儿橙汁后酿着）。另一个更加直接的方法，是晾干这些橘皮。可以把他们搁在烤盘上挨窗户放着，或是搁在屋子外面的防火梯上，或是在烤箱里低温烘烤。这样把它们变得足够地干，从而可以用研磨机或研钵研磨成粉末。

然后把这些粉末拌入糖中，做成橘糖。它尝起来非常新颖独特，而且可以撒在曲奇饼，香蕉面包，或是酸奶上。或者将其和盐，干辣椒面拌到一起，制成橘椒盐，卷碾在润湿了的玻璃杯口上，在杯中加入冰块和龙舌兰酒（mezcal）。或是把水果切片蘸着这橘椒盐吃。假想一下，你正在户外晃悠，周遭都是人，但你也没啥好怕的。然后这时一个小贩递给你一个塑料袋，里面放着点儿水果，问你是否想试试拿它蘸点儿辣酱。

橘糖或橘盐可以存放数年。而生活在数年之后会变成怎样？那时候，不论你身处何方，置身何事，你的烹饪会因为他们而更有滋味。而这都得益于，你收集着瓜果皮壳的那段奇妙时光，以及，你那决不让任何东西浪费的坚定信念。

原文出处：
https://www.economist.com/books-and-arts/2020/04/25/the-shining-is-perfect-quarantine-vie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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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andan.net/p/107277

——尤其因为你永远猜不透它的深意
(原文题语：Not least because you will never work out what it means)

在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恐怖经典《闪灵》(The Shining)中，Jack Torrance (Jack Nicholson饰演)受雇于一家“远景大饭店”(Overlook Hotel)，成为其冬季看护人。这是一栋结构深邃的饭店，形单影只地坐落于科罗拉多洛基山脉中。“这不是什么耗费体力的工作，”在这项为期五个月的工作开始之前，经理告诉他，“唯一得要适应的，是冬季时，所需面对的极大孤立感。”这部电影改编自史蒂芬-金(Stephen King)的畅销书，首映于四十年前的五月。但它在那时所描述的毛骨悚然，却和当前世界的困境息息相关。

Jack并没有理会经理的警告。妻子Wendy(Shelley Duvall饰演)和儿子Danny(Danny Lloyd饰演)是他在远景饭店的唯一留守陪伴，这样的环境令他十分惬意：他计划在这平静祥和的环境里，创作出一部惊世骇俗的小说。但正如许多人幻想他们能在隔离禁闭期搞定一两项长期滞留的工作(译者按：并不能实现。或，并不易实现)，杰克也同样错意了(译者本人也会错意了，摊手)。尽管《闪灵》和库布里克另一部充满哲思的科幻巨作《2001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yssey)前后相隔多年，两部电影却传递出同样的一个信息：如果三个人被滞留在一个限定的空间内，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其中一人将会发疯，并试图谋害其他人。

在1980年代《闪灵》上映之时，这部电影并没有如同《2001太空漫游》在1968年上映时那般迅速被大众接纳。原作者史蒂芬-金本人也不感兴趣。但这部电影的声誉却随着岁月层层积淀。现在你甚至无需看过原片，就可以知晓其中鲜明又鬼魅的荧幕画面，比如：身着蓝裙的魅影姐妹，以及电梯中喷涌出的鲜血潮浪。影片中红橙棕三色六边形纹路的地毯也被重制，并在去年伦敦设计博物馆的库布里克回顾展上，被铺置于展厅大堂。在电影史上，没有其他任何一款地板设计能有如此高的辨识度。

撇开那些著名的荧幕画面不谈，这部电影如今被推崇的原因，也正是其最初被批判的理由：它拒绝澄清影片的主旨，也不去解释其曲折的情节。Danny是否借由了他的精神力召唤了那些鬼魂？Jack在来到远景饭店之前是否就已经失常？他是否为60年前饭店里某个人的转世？又，当没有人负责除尘清洁时，这么大的饭店怎么会保持得如此整洁干净？

库布里克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极端完美主义者。因此，他的膜拜者们相信，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其它更多的问题都已经在电影中被尽数解答——只不过人们对答案的意见不统一而已。在2012年发布的一部纪录片《第237号房间》(Room 237)中，汇编了众多对该影片富有想象的阐释。有些听着很有些道理(这部电影暗喻了北美土著被屠杀的相关历史)，有些又令人惊讶挑眉(库布里克杜撰了阿波罗登月，而这部电影代表了他隐晦的忏悔)。

这就是为什么《闪灵》在当下值得一看。这并不单因为，电影男主角所经历的巨大孤立感，是对现在隔离期的一种哥特式漫话。而且还因为，你可以一遍又一遍地观看这部电影，却永远吃不透其中包含的所有深意。

原文链接：
https://www.economist.com/books-and-arts/2020/04/30/the-real-reason-to-study-the-clas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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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andan.net/p/107258

——探索古代文明的行为，是一种谦恭承让，而非自我标榜
(原文题语：Discovering ancient civilisations is humbling rather than self-aggrandising)

为什么要学习古代语言？它曾有着清晰的答案：因为没什么其他东西可供阅读。在中世纪的欧洲，尽管当时拉丁语口语已发生巨变，成为早期的法语和西班牙语，可阅读和书写仍然是拉丁文。在文艺复兴时期，被重新发现的希腊语，也成了受教育人士的瑰宝。从那时起，“古典文学”一词便逐渐有了势头。即使那时，地方语言已经被用于书写，人们依旧学习着拉丁语和希腊语，乃至这两种语言成为了教育本身的代名词。同时，因为教育仅限于上游社会与神职人员，所以它便也是权力的同义词。在英国，古典文学主要在上游社会内被授课，也因此被附着上游社会的威望。 比如Boris Johnson，这位老伊顿出产的现任首相，就总爱秀上几段希腊语。

如今社会，功利性地学习古典文学不再是主流价值观，可是古典文学的支持者们却及时转变了论调：许多人辩称，学习古代语言有利于锻炼思维。拉丁文或希腊语，以他们华丽多变的尾格语法，迫使读者和学生留意句中每个词的语法功能。据说，这也顺带提高了学习者的英语语法。但，学习拉丁文或希腊语真是所谓的最好方法吗？事实上，要学习那些语法变格，其实你可以学习一门当代语言，比如俄语或德语。而学习英语语法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学习英语语法。

牛津大学的文学教授 Nicola Gardini 并不愿花时间讨论“拉丁语是否可以锻炼思维”。他去年出版的《Long Live Latin》(拉丁文万岁)，书的副标题是“The pleasure of a useless language”(一门无用语言的乐趣)。他坚称，拉丁文课程并不是一项“认知训练营”，而是要能意识到其重要性：一个璀璨的文明曾建立在拉丁文之上。虽然罗马时代的伟大作品都有译作可读，且阅读拉丁原文需要花费心力。但Nicola Gardini说，学习拉丁文，将领着你步入古代世界那段历史时光，而并非将历史生拽到当下。

Mary Norris的父亲是一个消防员，他并不相信拉丁文的实用性，因此他反对女儿学习这门语言。但是Norris小姐现在已经是《纽约客》的首席编辑，并在去年出版了一本《Greek to Me》(希腊语之于我)来表达对希腊语的热爱。倘若说Gardini的书体现了他对拉丁语和拉丁语作者的热情，Norris的书则如同一次广义的希腊文化庆典，其中还伴有乌佐酒和跳岛游(译注：Ouzo，一种希腊的渣酿白兰地；跳岛游：island-hopping)。她学习了希腊语的古语和现代语两种语调，并从中感受到了出乎意料的吸引力。她总结：希腊语，是性感的——尤其对于她这样钟情文字的人来说。古希腊语还给英语带来了许多生僻的词汇，以至于Norris小姐一开始被人问到“dipasa？”(口渴不？)时略微一惊。因为英语中的“dipsomaniac”(酗酒狂)正用了这个希腊的日常语做词根。

Coulter George的新书，《How Dead Language Work》(故语何用) 提醒人们希腊语和拉丁语并非仅有的古代语种。身为弗吉尼亚大学语言学家的他，撰写的篇章中涉及了希腊语，拉丁语，古英语，梵语，古爱尔兰语，以及希伯来语。除了希伯来语，其他语种都和英语一样属于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family)。George先生乐衷于在这些语言中寻找相互关联，同时也陶醉于鉴定各个语言的独特之处，比如：拉丁语系有离格词(ablative absolutes)(像是：mutatis mutandis (中世纪拉丁语：“已经做出必要的改变”))；古英语中的诗歌成分(像是 banhus，“bonehouse”，意思为“身体”(body))；又或梵语词汇，通过“连接音变”(sandhi)的法则，会根据相邻词汇来改变其发音。如果你还想来点更有挑战的，古爱尔兰语的难度会让拉丁语学起来像闲庭信步一般。

那些希腊语，拉丁语，梵语等非常复杂，同时还缀有独特的语法格式。或许有人觉得，这种复杂性会锻炼使用者的思维，使其思维达到更高的水准。但事实上并没有。所有的语言对于其使用者来说，都极其简单。此外，并不是所有的古代语言都如同希腊语或梵语这样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古代中文就完全不同于拉丁语：汉语几乎都是单音节的，而且在讲话中没有刻意区分这些音节。但这不代表古汉语就简单，只是说，学习它会有着不一样的挑战。

Gardini先生给出了另一个学习古代语言的理由：“我们生活的故事仅是漫漫历史中的一个片段……生命的开始远远早于我们的诞生”这个理由完全就是(学习古代语言的)实用性理论的反调——-这是一个谦逊的，出离世俗的理由。因为2000多年前的智者们曾使用过，所以去学习这一门语言。这是对这个世界的赞美。你因此而去学习一门语言，则并非为了优化自我，而是为了超脱。